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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全球知识霸权与国际学术界的新批判浪潮

来源媒体:《光明日报》官方帐号更新时间:10-25点击:7314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针对西方知识霸权曾揭起一波批判浪潮。在非殖民化和以反对西方主流文化为特征的反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知识殖民主义”的概念,指出西方扩张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而且体现在教育和智识上。其时,非西方学者的声音很难被主流社会“听到”。因此,直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以及以其为经典的后殖民理论兴起,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才达至高潮。其后在各种理论加持下,学术界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却未能再度引领思潮。及至20世纪最后十年,一波新批判浪潮出现,且今天仍在进行时。此次批判聚焦于美国全球知识霸权。从批判主体来看,美国知识霸权的批评者不仅遍布各大洲,而且呈现前所未有的交叉融合趋势;从知识再生产的角度,他们不仅关注知识跨国传播的霸权路径,而且关注当地意义生成与接受的结构性因素;在知识霸权的理论建构方面,不仅接续此前已有的多种思想成果,而且提出新的理论假设以及因应策略。

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批判大抵由以下几个因素触发:其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官私机构介入全球知识生产过程的事实,引发了巨大争议。其二,越来越多接受西方教育的发展中国家学者返回各自国家并成长为舆论的中坚力量。后殖民时代,全球知识扩散仍然呈现单向流动的现状引发这些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知识权力在政治议程设置、国家威信和制度吸引力方面的巨大作用愈加显现。后“9·11”时代,美国的国际地位和行为模式引发学术界对霸权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知识领域的霸权地位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接踵更替。到20世纪70年代,智识和文化权威从欧洲到美国转移的过程基本完成。或许由于美苏之间的文化冷战太过显性,美欧之间在知识层面的另类文化冷战没有得到应有关注。冷战结束后,欧洲学者一面批判美国在欧洲实施的“知识冷战”,一面集中进行了“知识美国化”的反思。牛津大学教授西蒙·马金森认为,今天,美国在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成文知识上行使着非同寻常的全球霸权,“知识和大学教育的美国化维持着一个美国化的全球社会,并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进程中支持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

更为激烈的批判来自发展中国家。并且,出于对美式帝国主义和可能的新殖民进程的担忧,学术共同体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批评者认同,区别于世界经济层面的“南北方”,知识层面上存在另外一种“南北方”格局。针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南方”反思学术依附,寻求发展道路的问题。2008年2月,印度巴特那市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名为“应对学术依附:如何做?”会上,来自亚非拉的25位学者一致认为,学术依附仍是“南方”知识状态的核心问题;学术依附不仅是前殖民地国家的遗留问题,更是西方国家对社会科学知识流动进行控制和影响的结果。以区域为单元,非洲学者和拉美学者频繁举行地区会议。拉美学者困惑于,在知识生产上,他们仍然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试图高度概括并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理论,如发展政策理论、依附理论等的影响,无法建立拉丁美洲新的政治和文化图景。非洲学者则更明确指出,迄今为止,有关非洲的区域叙事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建构的。从全球知识产品来看,非洲研究的权威成果大多为英语写作,并且几乎所有区域叙事和理论潮流都与非洲真实的社会思想无关。

关注知识的空间属性使更多学者参与到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批判中来。澳大利亚学者彼得·杰克逊谈到,一个人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关系到他的声音是否以及能否在政治、智识和文化权力的“走廊”中被听到。美国维纳格林人类学基金会自2000年起每年资助国际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学者从人类学视角批判知识的核心国家如何决定他者文化的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亚洲学者普遍重视美国知识输出的政治效应。日本、韩国、印度、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曾多次组织亚洲区域会议,集中探讨美国知识迁移对自身地位的影响。

知识的跨国传播路径和接受机制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问题。为建立和维持知识霸权,美国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明确区分:一方面,为基础知识的跨国传播创造空间;另一方面,严格管控尖端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输出。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新批判浪潮更多聚焦于美国社会科学以及泛指的科学成果。

对美国知识传播路径的批判,择要如下:其一,战后美国利用庞大的财力和人力,借助教育援助和学术交流项目,重新配置全球科学和智识资源。印度学者拉伊纳和美国技术史学会前主席约翰·克里格教授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复原了冷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乃至美国化的历程。其二,通过学科建制和大的主题设计(元理论、元叙事)来推动美国范式的知识传播。在本质上,知识霸权的传播方式就是要对抗学术层面的分散式传播。许多批评者从自身学术兴趣出发,阐述了美国推动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大众传播学等学科在他者文化条件下建制的霸权过程。其中,冷战时期美国借助现代化概念来移植区域研究范式的历史受到最多关注。其三,打造全球知识网络,培育特定的认识论偏好。对美国知识霸权最严厉的批判,是其通过各种方式树立了美国在知识领域的特权和权威,使美国打造的全球叙事更具有解释力,从而掩盖了美国中心主义这一事实。正如非洲学者所说,由于霸权式的学术标准存在,没有办法产生真正非洲视角的非洲研究。

不可否认,域外知识的当地接受和意义生成是一个系统化过程,受所在国历史文化环境、本土化改造和个体参与的深刻影响,并有反向传播的功能。然而,全球范围内,知识的不对等流动仍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殖民时代,殖民地的知识生产受到殖民力量的控制,那么今天美国知识霸权的建立,除了系统化、组织化的战略设计,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接受国的态度和选择。一些学者提出了“受邀请的影响”这一假设,认为目标国家巨大的本土需求,特别是现代化发展的知识需求,是美国范式广受认同的原因。此外,批评者强调,接受过美国教育和培训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与之有着相似的话语模式乃至情感结构,倾向于自愿接受美国的学术影响。

新一波批判浪潮之形成,与相关理论建构密不可分。这些理论假设在关注的问题域、时空框架和研究主体方面有很大突破。首先,他们对知识的关注度超出以往。在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瓦尔特·米尼奥罗等学者看来,后殖民时代的使命是去殖民性,亦即摆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心国家的知识控制。由此他们在传统依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依附论”,集中批判全球社会科学场域存在的不平等劳动分工。

其次,他们对空间差异的重视程度超出以往。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指出,在20世纪晚期,知识社会学也开始了对空间差异的关注。为说明冷战时期知识的空间属性,伯克引法国学者蒙田的话说“比利牛斯山一侧的真理,到另一侧就是谬误”。而知识霸权的批评者们则进一步提出了“知识的地理政治学”理论,通过“边界思维”和“权力的殖民性”等概念,强烈批判核心国家界定的现代性。

最后,批评者群体的多元性、国际性和跨地域合作特征超出以往。前述遭到质疑的有美国知识背景的学者,其中一部分亦是美国知识霸权的批评者。在很多国家,正是这些学者率先产生了批判的自觉意识,又有能力进行国际学术对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批评者的因应策略:不再是“依附论”时代的切断联系主张,而是多国学者共同提出的“替代性话语”“世界学科”和打造“知识的世界体系”方案。简言之,新方案主张借鉴已有社会科学知识成果,从当地/区域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实践出发,创造新的知识生产的结构,促进知识图景的多元化和复数化。

(作者:张杨,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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